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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農奮斗者】(15)周堯:只攻“雕蟲”小技

  編者按 又到清明,轉眼間,周堯先生離開我們已經10年。為了緬懷周堯先生,更好地了解、學習先生的事跡及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現將《中國科學報》《周堯:只攻“雕蟲”小技》一文予以轉載,與大家共勉。


周堯(左二)在采集昆蟲標本

  周堯,國際著名昆蟲學家,圣馬力諾共和國國際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第六、七屆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昆蟲學史學科奠基人,享有“蝶神”“蟲壇怪杰”“亞洲之光”等美譽。

  周堯曾經感慨:“報國之日短,求學之日長。不殺大蟲,殺小蟲何用?”奈何“書劍兩無成,只能攻雕蟲小技”。于是乎,在近百年的人生中,他從顯微鏡中觀大世界,在國內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昆蟲形態學和昆蟲分類學學科體系,創立了中國昆蟲學史學科。

  走進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博覽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如巨型“瓢蟲”的建筑——昆蟲博物館。3600平方米的“瓢蟲”肚子里是一個豐富多彩的昆蟲世界,它們在聲、光、電等現代科學技術的輝映下,使復雜的昆蟲形態功能、生活習性生動地展現出來,把一個栩栩如生的昆蟲世界呈現在人們眼前。

  據介紹,館內有150萬號昆蟲標本,它們的背后是幾代人80多年的不懈累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至1957年,時任西北農學院植保系主任和昆蟲學教研組主任周堯,在教學樓中開辟了一個80平方米的昆蟲標本室,結合昆蟲學教學實習,他每年帶領學生采集制作標本,組織教職工外出采集標本,組織教師利用寒暑假整理和鑒定昆蟲標本。現在的昆蟲標本室的收藏和管理已達世界先進水平,成為我國動物標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重要材料。而博覽園昆蟲博物館就是依托于此建立的。

  2008年12月15日,96歲的周堯逝世。在近百年的人生中,他從顯微鏡中觀大世界,在國內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昆蟲形態學和昆蟲分類學學科體系,創立了中國昆蟲學史學科,學子逾千。 不殺大蟲,殺小蟲何用

  1912年,周堯出生在浙江寧波鄞縣上周村,家庭世代務農,父親是一位鄉村私塾教師。也是從這個時期起,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先后發生。

  “我的青少年時期經歷了這個激烈動蕩的時代,但是對一個年輕人的成長而言,也是成就自己的絕好機會。”周堯如此概括他的青少年時期。

  周堯從小就喜歡幫助母親砍柴、采摘茶葉,并在這個過程中愛上了大自然,練就了不一般的“上天入地”的本領和堅韌的毅力。在家中私塾讀完小學后,周堯前往上海立達學園讀中學,1934年9月,他考入江蘇南通大學農學院,這所學校是著名民族資本家、教育家張謇創辦的我國最早的農業高等院校之一。

  讀書期間,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匡互生等先后成為周堯的老師。受他們的影響,周堯在青少年時期就樹立了愛國、救國的思想。特別是大學期間,他深受農業昆蟲學家、農業教育家、我國昆蟲學奠基人之一尤其偉的影響,對昆蟲學產生了極大興趣,并因成績優異兼任昆蟲學助教。

  1936年,周堯前往意大利那波利大學,追隨著名昆蟲分類學家西爾維斯特利攻讀昆蟲學博士學位。他是7名外國研究生中,唯一一位來自東方的學生。

  周堯記得第一次見到恩師時的情景。“他看了我帶去的200號蝴蝶標本,問了我很多問題,并向我建議:‘你們國家這樣大,人口多,農業一定要上去。你們果樹種類很多,全世界也找不到這樣好的東西,但是介殼蟲的問題很突出,你應當研究介殼蟲。’”周堯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不久后,他先后發表了《透明介殼的重記載》《中國圓盾蚧—新種》和《菜蛾的研究》等三篇研究報告。

  1937年的意大利,法西斯氣氛已開始濃厚。而在遠東地區,日本法西斯也是魅影重重。七七事變發生后,周堯每晚都是拔劍起舞、長歌當哭。他向導師表明自己“報國之日短,求學之日長。不殺大蟲,殺小蟲何用”的心跡,決定回國報效祖國。西爾維斯特利知道無法挽留,就對他說:“你的論文已獲通過,可以免去論文答辯。但我希望你在戰爭結束后,終生獻身于昆蟲研究。”

  1938年4月,這位熱血青年橫跨萬里,從意大利輾轉到法國馬賽,在四等艙又臟又擠的麥草墊子上整整漂泊了30天后,經香港回到廣州。

  此時的廣州已經陷入戰爭狀態,愿意接納來自任何地方的志愿入伍者。于是,周堯在回國第二天就投筆從戎,成為廣東地方軍一八七師的一名軍人。這是新成立的一支部隊,只配給簡單的裝備,訓練7天后就直接開往抗日最前線,赴河南蘭考、商丘一帶作戰。部隊從廣州出發,第一站到達湖北武漢。經漢口時,周堯和一名隨軍記者去拜訪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周恩來因公外出,由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接見,對我勉勵有加。”周堯回憶說。

  師長發現周堯是個留學歸國的高級專業人才,便對他說:“你是建國的人才,在前線不能發揮你的作用。”師長讓他護送一些文件和現款,從敵人的包圍圈中突圍出來。

  周堯短暫的戎馬生涯就此結束。后來他自嘲道:我是書劍兩無成,只能攻雕蟲小技。

  1939年6月到11月,27歲的周堯以昆蟲學專家的身份參加了中英庚款委員會委托武漢大學組織的川康科學考察團,在四川西部調查采集昆蟲5個月。此后,他帶著簡單的行李和一紙聘書來到國立西北農學院。這所學校選址非常有含義,這里是后稷教民稼穡的地方,位于陜西楊凌張家崗。從此,南方人氏周堯來到祖國西北,從事昆蟲學教學和研究。

  拒絕“東南飛”,扎根大西北

  西北農學院1985年更名西北農業大學。1999年,楊凌7所科教單位合并組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雖然周堯被多所科研單位和學校盛情邀請,但他卻堅定不移扎根楊凌,扎根這所大學。

  據西農畢業生、后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的鄒雅林回憶,1947年冬,周堯收到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聘書和熱情洋溢的邀請信,卻被許多學生流淚挽留,怕他一去不復返。周堯為之動容,答應來送別的學生,一定不會離開西農。

  此后,浙江大學、川大農學院等學校都邀請周堯去教書,江西中正大學甚至給他匯來全家的航空旅費,并承諾“有必要時一起撤退到臺灣”,但這些邀請都被周堯一一拒絕了。

  從1939年到1979年,整整40年間,周堯一直承擔植物保護專業的專業基礎課——普通昆蟲學課程的教學,他的課程贏得了學生的歡迎。

  周堯講課思路清晰、內容純熟、語言簡練、詞匯豐富、板書工整,特別是在黑板上畫昆蟲圖的絕活,令一屆屆學生咋舌,一幅幅圖在他的粉筆下惟妙惟肖,一支粉筆、一塊黑板,枯燥乏味的昆蟲分類學成了昆蟲世界大觀園。

  據學生陳明烈回憶,周堯能迅速在黑板上用點線繪出復雜的圖像,而且無論中西文板書,都帶點藝術體,課后學生都舍不得擦去。“周老師頭腦清晰,無論內容如何復雜,每次都不用帶任何稿紙,單憑腹稿,旁征博引,頭頭是道。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的記憶力超凡,一長串三名法的拉丁文字幕,他竟能將每個種名流利地讀出并書寫在黑板上。”

  周堯重視教學實踐環節,盡力把講課和實驗結合起來,根據昆蟲分類學實踐性強的特點,采用“聽、看、作、議”相結合的教學法,還常常帶領學生到田間觀察和采集標本,幫助學生識別昆蟲。

  除基礎教學外,周堯還非常重視教材建設,他編寫了多部教材,其中《普通昆蟲學》曾被越南教育部譯為越南文出版。他還十分重視和善于繪制昆蟲教學掛圖,并編寫出版了我國第一本《中國昆蟲學圖說》、第一套《農業害蟲掛圖》和第一本《檢疫害蟲圖說》,這些都是昆蟲學科的重要教學參考書和工具書。

  在周堯看來,生物繪圖是分類和形態工作者應當掌握的一項重要技術,他利用回光鏡起稿,再上墨,不僅真實、生動,還能保證科學性和藝術性極好地結合。經他整理繪制的昆蟲圖多達1435幅,后來經整理出版了《周堯昆蟲圖畫集》,很多教材和專著都引用了他的原圖。

  1979年,周堯開始招收研究生,他的培養特點非常明顯,比如他堅持導師負責和集體指導相結合,這樣可以發揮群體指導優勢,使研究生可以取眾導師之長。同時,他還十分重視對研究生的職業道德教育,專門提出了10項道德標準,不僅在昆蟲學研究生教育中起到明顯作用,而且被中央黨校、陜西省黨校等刊物所刊載,甚至本人還被十多所農林院校及解放軍炮兵研究所邀請作專題報告。

  據他的學生、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原研究員丁巖欽回憶:“周老師對我們要求很嚴,總是早出晚歸。有一次,我們調查完蟲情,天已經很晚,來到渭河邊,既看不到橋也找不到人引路,這時周先生說:‘我在前面探路,你們跟著來。’說著就拿起捕蟲網下水了”。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但先生舍身忘我的精神,一直被學生銘記心中。

  周堯不僅關心自己的學生,對待其他院校畢業的中青年科技人員,他也極力提供幫助。如中國農業大學的楊集昆、李法圣,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黃復生等,都曾在工作中得到過周堯的支持和幫助,并與之結下深厚的師生情。

  原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前身)植保系高級工程師李法圣清楚地記得,自己曾于1962年與周堯一起在秦嶺、華山一帶采集標本,“周老師一點一滴地教我們如何采集、認蟲,還和我們講他出國求學和國內昆蟲教學科研工作情況。回到招待所,他幾乎天天來看我們”。

  李法圣猶記,拜訪周堯家時,家中居室簡陋,但到處是書、手稿和書信,還養著很多蟲子,尤其是他那一千多幅親手繪制的各類昆蟲圖,令人贊嘆不已。

  “蝶神”與“蟲壇怪杰”

  “鄉親們,我也是農民的兒子,我深知糧食對農民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糧食,百姓怎么活啊?小麥吸漿蟲的問題我一定會為鄉親們解決。”

  這是根據周堯事跡改編的原創話劇《雕蟲滄桑》中,周堯在上世紀50年代幫助農民戰勝生產困難的一幕。

  小麥吸漿蟲是北半球小麥生產中間歇性暴發成災的毀滅性害蟲,從1948年起在陜西關中、豫南、皖北、蘇北等地危害成災,小麥損失率達50%,個別田塊收獲不夠種子,許多農民痛哭流涕,苦不堪言。1950年,農業部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委托周堯進行小麥吸漿蟲防治研究。接受任務后,他帶領本系教師、學生在麥田觀察,在關中各地調研,進行大面積藥劑防治試驗,調查品種抗性,很快查明了吸漿蟲的主要種類和暴發規律,明確了抗蟲的品種和主要天敵,篩選出了有效的防治藥劑和使用方法,并在全國大面積推廣,使小麥吸漿蟲的嚴重危害很快得到控制。

  周堯在1956年發表了《小麥吸漿蟲之研究》的論文,為我國小麥吸漿蟲的研究和災害控制作出了突出貢獻,在害蟲防治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1978年,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獲得“優秀科技成果獎”和“科技先進工作者”稱號。

  周堯既重視應用研究,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實際問題,又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解決科學發展中的問題。

  周堯剛到西北農學院時,學校只有16盒破舊的常見害蟲生活史標本。從1936年起,他開始進行昆蟲分類研究,帶動全系師生進行采集,足跡遍及中國除臺灣、西藏以外的30多個省區市。很快,學校標本數量急劇增長,也奠定了如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昆蟲博物館昆蟲標本收藏的基礎,目前昆蟲標本收藏量已經達到150萬號,居全國高校之首。

  據他的學生、原西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系系主任袁鋒回憶,周堯60歲時,還到云南西雙版納采集昆蟲標本,歷時116天,行程8000多里。白天揮動捕蟲網,活躍在山林里,晚上利用黑光燈誘蟲,邊收集邊包裝,一直工作到深夜,早晨一起床,就趕緊包裝夜間未整理完的標本,植物上的露水一消失,又開始野外工作。即便是乘坐長途汽車,中途休息時也不放過采蟲的機會。

  他對昆蟲分類的研究不僅在意廣度,更注意深度。對昆蟲綱分目,以及對同翅目、長翅目、鱗翅目蝶類和木蠹蛾科、金翅夜蛾亞科分類等方面的研究貢獻卓著。特別是在1994年,周堯82歲高齡仍筆耕不輟,主編出版了《中國蝶類志》,隨后又相繼主編出版了《中國蝴蝶分類與鑒定》《中國蝴蝶原色圖鑒》和《世界名蝶鑒賞圖譜》等書。由于對蝶類研究的突出貢獻,他因此獲得了“蝶神”的美稱。

  專注科學研究的同時,周堯還十分注重中國昆蟲學史的研究整理。周堯看到美國人霍華德編寫的《應用昆蟲學史》中,沒有提到中國,內心非常難受。于是便從1956年開始,進行中國古代昆蟲學史的研究,從《詩經》《爾雅》《本草綱目》到地方志和各種野史,經過7000多冊線裝書的沙里淘金,考證出中國在益蟲飼養、害蟲防治、昆蟲生物學與生態學研究、天敵與化學藥劑等領域,都比歐美早幾個世紀,這些成果結集成《中國昆蟲學史》一書,還出版了英文版,引起國內外同行廣泛關注和好評。同時,周堯創立了中國昆蟲學史研究方向,并培養了研究生,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相關論著。由于他在昆蟲領域的卓越貢獻,又被人稱為“蟲壇怪杰”。

  共享、交叉、融合

  在培養研究生的過程中,周堯十分注重“取百家之長”的培養方式。在工作中,共享、交叉、融合是他的特點。

  1946年,周堯在西北農學院創辦了“天則昆蟲研究所”,用個人工資作為研究所經費,還購買了鉛字和印刷機,自己動手排版、校對、印刷、裝訂,出版系列雜志和叢書,供相關專業的師生交流學習。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支持周堯的昆蟲學研究工作,經農業部批準,1981年建立了“昆蟲分類和生態研究室”,他本人擔任研究室主任, 后發展成為農業部“昆蟲研究所”,也為此后的農業部和教育部重點開放實驗室奠定了良好基礎。

  為了解決當時出版難的問題,周堯還創辦了昆蟲學術期刊《昆蟲分類學報》和《動物世界》等刊物。1988年,他還創辦了第一家民辦出版社——天則出版社。為促進學科發展,他又發起成立了昆蟲趣味會、陜西省昆蟲學會、中國昆蟲學會蝴蝶分會等。

  周堯心中始終有一個心愿——設立昆蟲分類學獎勵基金,但自己微薄的收入卻無法使心愿變成現實。1996年6月,周堯家鄉鄞縣政府為了弘揚周堯愛國敬業的精神,給他頒發了60萬元獎金。周堯在頒獎現場便宣布,要將其中20萬元捐獻給周堯昆蟲博物館,其余40萬元和他積累的稿費10萬元,全部用來設立昆蟲分類學獎勵基金,希望基金能夠激勵青年科學家的成長。

  “我愿在我見到列祖列宗時,能夠無愧地對他們說,我心中無時不想著祖國,我一生沒有浪費時間。”周堯曾說道。

  的確,他的一生,一直在踐行著自己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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